AI對工作崗位的沖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感受到了。日前，北大與智聯招聘的研究數據顯示：編輯、翻譯、行政、法務等文科職位受AI沖擊最為明顯。

相應的，是文科的全球性撤退——2024年，美國哈佛大學取消30余門人文課程，國內多所高校裁撤文科學部，公共事業管理、廣播電視學等專業相繼停招??引發了“文科焦慮”。

同樣面對變革，為何文科焦慮遠超理工科？社會的消極預期折射出了何種“陷阱”？未來文科的價值錨點又在何處？面對這些問題，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葛四友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AI時代，恰恰是文科復興的春天。

葛四友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文科的“無用”從未如此尖銳

周末周刊：近年來，“文科衰落論”持續發酵，這種焦慮在過去曾經發生過嗎？

葛四友：從世界范圍來看，過去數千年間，讀書都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特權”。大規模受教育群體的出現不過是近百年的事。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大學制度也才確立了幾十年，擴招的時間更短。

可以說，對文科的大規模反思有一個重要的基礎，那就是受教育的人群范圍擴大了，教育水平提升了。這是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產物。在過去，識字寫信都是難事，我們沒資格有文科焦慮。

另外，對文科焦慮的回應還基于我們如何定義“文科”，如果將人文社科所能覆蓋的全部領域囊括起來，是否能得出文科“縮水”的結論？因此，焦慮的前提尚有待商榷。

周末周刊：但從大眾的討論看，AI對人文學科的沖擊似乎更為明顯。

葛四友：事實上，AI的沖擊是不分學科界限的，無論這些工作涉及的是文科、理科還是工科。近年來，理工科崗位的調整幅度不比文科小，甚至更大。

就業追蹤機構Layoffs.fyi做過一個統計，自2022年生成式AI興起后，科技公司裁掉了約16.5萬名員工，2023年1193家科技公司裁掉了約 26.4萬名員工，2024年科技公司累計裁員超15萬人，涉及互聯網、電子通信、半導體、AI等多個領域。

其實，理工科專業一直都在變化，并且這種變化的產生并不只在AI誕生之后，任何一種新技術的迭代，都會讓理工科專業迅速更新。但有趣的是，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理工科衰敗論”。如果我們可以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理工科，為什么不能同樣地看待文科呢？

周末周刊：正如您所說，面對同樣的沖擊，人們對文科的變化似乎特別敏感，這是什么原因？

葛四友：其實，“文科無用論”并不是在AI時代才出現的。新中國建立之初一直重視的是理工科教育，好長時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基本觀念流傳甚廣。

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解析一下，大眾意義上的“有用”和“無用”究竟代表著什么，這個“用”的對象又是誰？

在傳統社會，我稱之為“前稀缺時代”，由于生產力水平有限，人們生活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社會，必須追求人的生產性和服務性。有的人會讀書寫字，有的人會打鐵織布，都屬于生產服務行為，是維持社會運轉的重要前提。因此，這里的“有用”是一種工具屬性的“實用”，確保能養活自己，維系社會運轉。

但如今，隨著AI時代的到來，生產領域在人類生活中的比重將逐漸降低，消費性領域或目的性價值領域將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人類將擁有更多的生活選擇，整個生活方式也必定作出相應調整。人類社會進入“后稀缺時代”，這時，稀缺的不再是資源，而是幸福度過人生的能力，“保持身心愉悅”算不算一種用途呢？

因此，我們之所以難以察覺文科在AI時代的巨大價值，是因為在過去的物質稀缺時代，我們主要是求“生存”，文科的真正價值并沒有發揮的空間。

周末周刊：未來，我們可能更需要拓展自身對工作、對勞動意義的價值判斷。

葛四友：沒錯。我舉一個例子。醫生要給病人開刀，就要不停鍛煉自己的開刀能力。慢慢地，AI也可以開刀，如果AI比人做得更好，人被AI取代也沒什么可惋惜的，人們甚至會鼓掌歡迎。

那么，為什么會有相當一部分人對AI取代文科感到惋惜，或者說對AI取代文科表示疑慮呢？這是因為文科中，不僅有工具價值，還有其他的價值存在。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我是個畫家，靠賣畫維生，AI畫得比我更好，我隨之失去工作，失去價值，這還是剛剛所說的工具價值。但如果我是個畫家，我喜歡畫畫，喜歡創作，我擁有享受審美的過程，這個價值就是不可能取代的。

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AI可以代替我們工作，但不能代替我們生活，文科的這一重要價值，其實已經被很多人隱約地覺察到了。可以說，焦慮本身，正代表了文科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

AI越是強大，這份自由越是珍貴

周末周刊：依照您的判斷，隨著技術的發展，人類應該越來越悠閑，有越來越充足的時間進行自我發展，但現實好像并非如此。

葛四友：現在有個詞叫“困在算法里”，人為什么會被困在算法里？是算法本身的問題嗎？我想可能并不是。這背后是技術時代的分配正義問題。誰來決定人類應該如何分配科技的成果？它是屬于少數創新者，還是屬于廣大人民？

卡爾·馬克思對技術發展的社會后果做出過一些預判。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進步將不斷削弱對人類勞動的依賴，最終我們可以獲得極度豐裕的物質資源，使得人們最終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得所需”。

但在當前的社會制度下，人們的勞動常常是被異化的。未來，好的勞動究竟是怎樣的，我們并不知道。這些空白是不是可以由我們來填補？我認為，這是整個文科存在的真正價值所在。

文科的諸多實踐，如哲學反思、文學創作、歷史書寫都可以被視為這種非異化的勞動典范，其本質是一種展現自我、實現自我、參與公共生活的形式，是一種非工具性的努力。

我們能不能進入馬克思所暢想的那種社會？我認為AI的出現為我們帶來了可能。但這也有一個前提，就是需要一些觀念上的引領和改變。如果文科發展得不好，我們對于分配制度，對于社會制度的建構跟不上技術進步的腳步，那么多數人可能在生產意義上就真的“沒用”了。

周末周刊：觀念的改變真的這么重要嗎？

葛四友：在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中，觀念的力量常超乎人們的日常認知。舉個例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研究指出，在20世紀，“重男輕女”這一錯誤觀念就導致約1億女嬰因人為因素而減少。可以說，無論觀念本身是否正確，只要深入人心，都會對社會走向產生深遠的塑造作用。

正因如此，我們需要重視與警惕“文科無用論”，一旦這個觀念逐漸蔓延，甚至成為我們根深蒂固的直覺，其所產生的影響往往是難以消除的。這種直覺會產生強大的輿論導向，使得文科的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其學科范圍日益狹窄，甚至消亡。

周末周刊：您剛剛其實提到了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未來人類文明是會走向賽博朋克（一種結合高科技與低端生活的反烏托邦科幻風），還是會走向共產主義，這是哲學家能說了算的嗎？

葛四友：哲學家說了肯定不算，這需要整個社會的觀念轉變，哲學家與其他文科專業的學者一樣，都應該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應有的作用。只有當社會結構與文化理念能夠有效匹配技術潛能時，技術進步帶來的閑暇擴展才可能惠及廣大人群，而非僅僅集中于少數資本持有者與權力精英。要完成這一點，就離不開文科的真正發展。

從個人層面上看，要發展自己的興趣或者潛能，有更好的向內成就，其實并不需要占據大量的資源。有句話叫“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這雙美的眼睛從哪來？是要從文科訓練來。文科所培養的審美力、意義建構力、批判反思力，這些將成為度過幸福人生的剛需。

想象一下，你不愁吃穿，但每天只是躺在沙發上玩手機，刷短視頻，一刷一整天，這樣的生活真的值得過嗎？

在AI時代，文科最重要的價值是增益生命的價值，而不僅僅是活著這么簡單。所以，要活得好，文科必須要有春天，沒有文科的春天，我們就活不好。

我想，盡管文科從不承諾“有用”，但賦予了人類兩種自由：不被算法定義的自由，和重新定義世界的自由。AI越是強大，這份自由越是珍貴。

可以嘗試很多路，不要盲目地跟著AI走

周末周刊：如果說AI對已知世界的了解已經遠高于普通人，那么一名哲學家或一名資深文科學者的判斷會強過AI嗎？

葛四友：這個問題很重要，它指向的是——AI時代，我應該相信誰？今天，AI可以替我們寫文案、寫故事、生成圖片，甚至可以模仿人類的某些情緒，但永遠替不了我們做出判斷、做出選擇。

AI讓信息獲取更高效，卻也讓信息辨別更復雜；讓決策更快速，卻也讓決策邏輯更隱蔽；讓個性化體驗更精準，卻也讓認知邊界更狹窄。批判性思維的價值在于它能幫助人類在技術浪潮中保持“清醒的主體性”，即不被虛假信息誤導，不被算法霸權裹挾，不被認知繭房困死。這是一種理性的批判，有了這樣的批判，技術才能服務于更值得追求的生活。

而判斷力、批判性和價值選擇，這些恰恰是哲學長期面對的問題。AI的本質是數據驅動的計算系統，其核心能力在于高效處理結構化信息，但在涉及人類存在的深層問題時仍存在局限。因此，在批判性思維上，哲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價值支撐。

周末周刊：我們該如何培養這種批判性思維？

葛四友：批判性思維不是天生的思維天賦，而是可通過后天訓練養成的“思維技能”。舉個例子，小時候大家都學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很少有人會問“為什么世界要有王侯將相”，這就是一種對“隱含假設”的追問，也是批判性思維的起點，即“不把任何信息當作理所當然”。還有一個俗語叫“頭發長，見識短”，這句話可以關聯很多問題，例如：這兩個現象之間是如何關聯起來，其邏輯推導過程是怎樣的，是否存在邏輯謬誤？以上這些能力，都可以說是批判性思維的一部分，也是哲學訓練中可以練習到的。

更進一步講，為什么批判性思維變得如此重要，包括我們的高考也在逐漸強調這種思維方式呢？因為幾乎所有創新的起點，都是對“默認的理論常識或生活常識框架”的質疑。因此，批判性思維與真正的創新之間，也存在著一種深層的、互為支撐的緊密聯系。真正的創新并非偶然的靈光一閃，更不是對現有事物的表面改造，而是對本質規律的突破、對問題根源的回應——而批判性思維，恰恰為這種突破和回應提供了認知工具和思維路徑。

哲學訓練特別適合培養批判性思維，因為無論是面對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哲學思考始終在探究人類認知的邊界。怎么到達這個邊界，如何厘清這個邊界，最后怎樣突破邊界，都需要借由批判性思維。我們只有掌握這樣的思維方式，才能觸達邊界，收獲真正的創新。

周末周刊：如果人類失去了批判性思維，徹底依賴AI，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

葛四友：說到底，AI也還是人類的投射，人類是什么樣子，它就是什么樣子。今天的AI已經越來越像人了。當它能夠思考的時候，模仿的也只會是人。當它強于人類，而人類又已經失去批判能力，認為決定一切的權力只在強者手中時，那么人的價值就不值一提了，人的主體性也就消失了。

因此，我并不支持學生在開始學習時大量使用AI。在沒有形成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之前，人的大腦很容易被AI“牽著鼻子走”。此時，AI的結論直接決定了人的思維，人相信什么需要靠AI決定，久而久之，AI就成了人類的主人。只有當學生已經具有了良好的批判思維能力后，知道如何分析與診斷AI的結果后，這個時候使用AI，才是把AI當工具，而不是自己變成AI的工具。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當下對于超級人工智能危險性的認知或說擔憂，其實也受到一些思維的局限。比如“黃金扁擔思維”，即農夫設想皇帝的生活時，會認為皇帝去砍柴時用的扁擔是黃金做的。人類在設想人工智能帶來的威脅時，會將人工智能的思維等同于人，將人的擔憂投射到人工智能上。

周末周刊：目前，只有哲學專業才會進行專門的批判性思維的訓練嗎？

葛四友：事實上，目前已經有一些教育專業嘗試將哲學課程前置到基礎教育之中，或者嵌入到基礎教育已有的課程之中。近年來高考作文題的變化就很能說明問題。題目設計從傳統的命題作文向開放性、思辨性材料作文轉型，要求學生在分析問題時展現獨立判斷、邏輯推理和多角度論證的能力。高考作文的變化也并非偶然，而是教育評價體系改革的必然結果。

另外，將哲學教育更多地融入到我們的兒童教育、基礎教育之中是十分必要的。過去，“功利性教育觀”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教育模式多是知識導向的記憶型教育，對于多數青少年而言，學習過程本身缺乏內在吸引力，而哲學思維下的訓練型教育，其目的是獲得批判性與創新性的思維能力；教育手段是懷疑式的、參與性的；教育動力是興趣式的，是面向可能世界的。

其實，推廣哲學教育的目標，也并不是追求以哲學為業，而是幫助大家在奔跑之前先想清楚方向。我們的人生可以嘗試很多路，但不要盲目地跟著別人走、跟著AI走。

文科教育的重構，不是對技術的抵抗

周末周刊：回到當下的現實，在文科生就業不被看好、許多大學都裁撤文科專業的同時，您的學生們會焦慮嗎？

葛四友：文科學習中其實有很多“可遷移”的能力。以我所在的武漢大學現代哲學國際班為例，我要求學生們在大學四年掌握四種能力，分別是邏輯推理、批判表達、跨文化溝通、想象力。然后我們發現，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在面對世界時，好像也沒那么焦慮，或者說他們的焦慮跟現在對文科的焦慮不一樣，并不是漫無目的的張望和擔憂，而是一種有目標的緊張感。

在我們這里，學生的學習是很辛苦的。學期內一般有密集的討論、論文寫作和課堂作業的逐句批改，認真的學生最終閱讀量大概要超過300篇原文，很多學生的焦慮在于寫不完作業。

從現實來看，最近幾屆的69名畢業生中，有50名進入了牛津、康奈爾等大學深造，還有不少哲學本科生在跨學科學習和職業長期發展中的表現也非常亮眼。

當我們的職業視野不斷拓寬，就會發現，哲學的適用性早已超越了學術的范疇。如今，法律、醫學倫理、企業戰略、科技倫理甚至公共政策等諸多領域，都迫切需要哲學所培養的批判性思維和深刻的倫理判斷能力。

舉個例子，“電車難題”曾經是個思想試驗，如今卻成為智能駕駛公司需要直面的實際問題，腦機接口的技術進步急需相適配的倫理框架，哲學從思維的試驗場走向了面向現實、甚至面向市場的科技工廠，這兩者對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需求量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廣州車展上的多融合感知智駕系統

周末周刊：武漢大學現代哲學國際班已培養12屆學生，目前的成果能否說明國際班的培養方式是適應時代發展的？

葛四友：現代哲學國際班在設立的時候還沒有如今普及應用的生成式AI，但它在設立之初就是為了解決傳統教育模式與當下時代出現的諸多問題。它所強調的現代化與規范化，正是要突破傳統的以知識記憶為導向的教育模式，提倡一種以思維訓練為導向的新型教育模式，而這種新型的教育模式與今天的“新文科”建設、與AI時代對文科的需求恰恰是相融且相互支持的。

與此同時，AI也在倒逼我們進行改革。我們開始更加注重數字人文素養教育，包括數字技術在人文領域的應用能力、數字環境中的批判性思維以及跨文化溝通能力等。

舉個例子，我們的核心課程如《形而上學》《認識論》《邏輯學》等，并非簡單傳授哲學理論，而是通過邏輯分析與論證訓練，培養學生穿透技術表象的能力。在討論AI倫理時，學生需運用模態邏輯分析“算法偏見”的因果鏈條，而非停留在道德譴責層面。這種訓練使學生能在技術快速迭代中保持元認知能力——即對認知過程本身的反思能力，這恰是應對AI時代信息過載的核心競爭力。

另外，未來的學術突破往往發生在“學科交界處”，而文科的多元整合能力，可能就是打通這些邊界的關鍵。目前，許多學校在推動“交叉哲學教學”，在這種新型培養方案中，哲學專業將增設了“文理融通課程模塊”，要求學生同時掌握康德道德哲學與信息編程，這正是為了培養能在技術與人文之間自由穿梭的復合型人才做準備。

周末周刊：在AI加速淘汰傳統技能的當下，文科教育應如何重構培養目標？

葛四友：理論上講，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應該讓孩子們成為更好的自己。但事實上，我看到很多同學都變成了更差的自己，想象力沒有了，活潑沒有了，天真沒有了，他成了一個機器、一個工具。最可憐的是，一畢業發現自己連工具價值都沒有，他發現自己掌握的這個工具已經過時了。

因此，在AI技術重構人類認知范式的今天，文科教育的培養目標必須完成從“知識傳遞”到“思維能力訓練”的范式轉換。這種轉換不是對傳統文科的否定，而是在技術浪潮中重新錨定人文教育的本質——即培養能夠駕馭技術、守護人性、引領文明的“認知主體”。更重要的是，文科教育應強化想象力與批判性思維的辯證統一，參與到技術的社會建構之中，文科教育的生命力在于解決真實世界的復雜問題。文科教育的重構不是對技術的抵抗，而是在技術洪流中重新定義人類的不可替代性。

原標題：《文科要涼？醒醒！AI 時代才是它的春天》

欄目主編：龔丹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