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接近尾聲時，“數智時代下的中國學研究”成為各場次討論的焦點話題。從主論壇到分會場，這一主題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當人工智能技術開始介入古籍研究，新的機遇與挑戰隨之浮現。學者們如何應對海量生成內容帶來的辨別難題？英國杜倫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助理教授德龍在接受專訪時，分享了他的思考與實踐。

德龍的研究跨越人文與技術兩大領域。二十余年來，他專注于運用數字方法處理中文歷史文本，見證了“數字人文”從邊緣走向主流的過程。目前，他帶領的團隊正嘗試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古代典籍的自動摘要、多語言翻譯及文化背景闡釋。“我們希望在傳統學術與現代技術之間搭建一座橋梁，”德龍解釋道，“這不僅是工具的革新，更是研究范式的轉變。”

對于“人機協同”是否已成為中國學研究的必然趨勢，德龍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這種協作模式并非伴隨大語言模型的出現而誕生，其歷史可追溯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首批人文與歷史數據庫已初步建立，中國近現代文獻也包含其中。幾十年來，學者們始終在利用這些數字資源，傳統文獻研究者亦不例外。“我們早已身處人機協作的時代，只是當下的形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德龍說。

談及投身中國學研究的初衷，德龍回憶起自己從數學到哲學的學術軌跡。本科階段主修數學的他，在北京學習了三年普通話后，碩士階段轉向哲學研究。“墨家學派關于語言與邏輯的論述深深吸引了我，”德龍提到，“哲學與數學在語言哲學領域有著緊密的聯系，許多理論都源于數學和邏輯學的啟發。”這種跨學科的背景，為他后來結合人工智能與中國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開放科學日益重要的今天，德龍特別強調了中國AI開源模型的國際意義。他注意到，近期中國發布的大型語言模型正在全球學界產生顯著影響。“這種開放姿態有助于彌合認知鴻溝，推動雙向交流與深度協作，”德龍說。他的研究工作高度依賴開源模型，而中國AI開源模型提供的支持尤為突出。“我不僅樂見其成，更希望這種開放趨勢能夠持續。”

關于AI在中國文化傳播中的作用，德龍認為其潛力與局限同樣明顯。一方面，AI的發展速度極快，去年還難以完成的任務，今年可能已輕松實現。例如，通過設置檢索基準，可以有效減少AI“幻覺”問題，提升其處理古籍內容的準確性。另一方面，AI在邏輯推理方面仍存在明顯短板，例如從已知事實中推導出新結論的能力。“這是當前最優模型的普遍弱點，也是全球計算機科學家努力突破的方向，”德龍指出。

面對AI帶來的挑戰，德龍為青年學者提出了兩條核心建議：保持批判性思維，積極進行實驗。他強調，當前AI生成的內容看似合理，實則可能包含錯誤信息，這對學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清醒認識技術的局限，同時掌握有效使用它的方法，”德龍說。他承認，這不僅是青年學者面臨的挑戰，對他自己而言同樣如此。“技術迭代極快，我們需要不斷判斷：哪個工具可靠？哪種方法適合我的研究？如何取得最優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