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風險投資界，一股重新審視科學家創業者的浪潮正在興起。過去，投資者們紛紛涌入實驗室和學術機構，如今，一股懷疑與自我反思的風潮正悄然興起。

人民幣基金經理們最近的一輪深刻反思，再次引發了對“技術至上論”的批評，并凸顯出資本與商業化之間日益加劇的脫節。近幾個月來，中國科技媒體廣泛傳播著投資者“排隊向教授討債”和遠離科學家主導的硬科技項目的故事。

資深硬科技投資者魏宇表示：“不可否認，曾經存在一個泡沫。但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資本與研究體系本身之間的不匹配，尤其是在2021年，硬科技領域成為最后的‘避風港’時。”

據IT桔子數據顯示，2021年，科學家主導的初創企業受到投資者的熱烈追捧，這是由于逃離中國互聯網、消費科技和生物制藥等領域的大量過剩資本涌入所致。隨著其他投資選項的凍結，資金迅速轉向深科技領域，但往往缺乏支持基礎科學所需的機構能力和耐心。

隨著風險投資公司爭相挖角教授并共同投資“深科技”交易，估值飆升。許多投資者在支持少數幾個科學主導的項目后，便聲稱擁有領域專長，將硬科技背景更多地作為營銷資產而非運營策略。

到了2023年，交易規模開始縮小，投資活動轉向更早階段的融資輪次。狂熱情緒已經降溫，但一系列挑戰依然存在。

現在，一個核心問題被提出：科學家應該為此負責嗎？投資者表示，并非如此。真正的罪魁禍首可能是體制慣性。盡管國家鼓勵技術轉讓，但中國的研究生態系統在結構上仍然輕視商業化。

魏宇說：“這種模式從根本上說是學科驅動的，而不是市場驅動的。即使到現在，技術轉讓往往被視為次要責任，遠低于發表論文、申請專利或機構聲譽。”

中國科學院2015年提出的“三個面向”將國民經濟置于其戰略優先級的底部。盡管這一順序在2020年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有所調整，“經濟戰場”升至第二位，但機構變革卻滯后了。

創業科學家經常面臨內部阻力，尤其是當他們的企業受到關注時。一個臭名昭著的案例是，一位研究領導層突然關閉了整個商業化計劃，理由是這分散了“核心科學工作”的注意力。

魏宇說：“每一位考慮創業的科學家都仍然面臨著體制不認可的威脅。期望他們‘全力以赴’卻忽視了他們所面臨的真實限制。”

在大多數研究績效評估中，商業化指標仍然缺失或權重不足。大學專注于項目資金、期刊出版物和專利數量，但很少跟蹤專利貨幣化的有效性。

魏宇說：“沒有數據表明科學家在創業方面擁有更高的成功率。這是一個高風險領域。如果你的基金缺乏幫助科學家過渡的能力，你就不具備投資他們的資格。”

這種過渡往往并不順利。對科學家主導的初創企業的常見批評——產品焦點不明確、管理不善和商業敏銳度有限——通常是系統性錯位的癥狀，而非個人失敗。

盡管過去遭遇挫折，但改革的勢頭正在增強。最近的政策為商業化提供了更強有力的支持，包括允許研究人員采取靈活就業規則，休多年假來創辦企業的規定。

中國農業大學宣布，曾因挪用科研經費而入獄的教授李寧已重返一家生物技術公司擔任首席科學家，這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學術界與企業之間的壁壘正在開始軟化。

資深投資者黃苗說：“這種語氣上的轉變意義重大。大學現在正在積極鼓勵創業休假和在初創企業中擔任兼職角色。而且這一次，執行力度是真實的。”

根據新規定，科學家可以休最多三年假來創辦企業，并有可能再延長三年，前提是他們保持在退休資格范圍內。傳達的信息是：不要放棄你的研究職位，但要負責任地嘗試創業。

中國的金融體系也在發展，以支持這一過渡。在2025年清華大學PBCSF全球金融論壇上，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理事長馬偉華呼吁進行結構改革，以跨越實驗室與市場之間的“死亡之谷”。

盡管取得了最近的進展——商業化率從2010年的25%上升到35%——但中國仍落后于發達國家，后者的商業化率超過70%。

這兩項提議都與北京實現技術自主和發展成熟創新生態系統的更廣泛目標相契合。

然而，資本本身并不能解決問題。一所大學附屬基金的合伙人張玉警告說，硬科技投資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張支票。

“將科學家主導的初創企業當作TMT（科技、媒體和電信）項目來對待是一種幻想，”張玉說，“你不能僅僅是一名財務投資者。你還必須是一個孵化器。”